写在前头：应该开一个“韩寒”分类了……

啊，春节又来了。为了喜迎春节，我去洗了我的金毛，晚上去接它的时候，面对宠物店一屋子的金毛，我唤了一声它的名。有一只金毛站了起来。现在想来，那应该是第一只被吓醒的而已。我牵上它就走。结果大家都知道，我牵错了一只。带着牵错的狗上了高速公路，上海换路牌工程终于祸及我经常使用的A5高速公路。一上去，赫然两块大路牌——南通方向，宁波方向。我当时就傻眼了。之前是市区方向和金山卫方向，我想去市区就走市区方向，想去郊区就走金山卫方向，现在真是方便司机一路到底，以后全上海索性南北向的高速全都换成哈尔滨方向和三亚方向，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全换成拉萨方向和洛杉矶方向得了。凭借着记忆，我成功的回到了家，之前到我家是A5转A30，现在是G15转G1501。一条高速公路的编号居然有英文数字混杂的五位，都能做一个安全性不错的密码来使用了。

但是，我成功的到家了。家里人都在等待我的到来。吃完饭，我们又看起了春晚。很多人要抵制春晚，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批评春晚并不被禁止，这年头要找一个全国性的项目可以随意批评既不屏蔽又不请喝咖啡真的很难。但是时过境迁，春晚变了。在十年前，春晚是全国下一年流行语的发源地，春晚提供给大家笑料，在今天，春晚本身就是一个笑料，它只能在网络上捡一点已经过时的流行语和段子，居然还捡了我十七岁时候的一句比喻句。而且这个比喻句光央视其他节目我就看到用过三次。央视的新闻频道其实做的还不错，因为我相信做新闻的人骨子里都是有职业追求的。但是因为春晚和新闻联播两块大招牌，央视其他频道做的再努力也难逃喉舌的命运，而且还是深喉。

事实上，全国各地应该有很多很好的相声小品，但是春晚作为最大舞台，精挑细选出其中最下三滥的来进贡，导致全国人民的误会，以为相声小品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拍拍马屁，歌颂生活，肉麻台词，过时段子，于是相声和小品这个市场就越发不景气。记得有几年，出过不少好的相声，我至今深深记得“领导冒号”。虽然幽默未必必须讽刺，但是幽默和讽刺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又要歌功颂德，又要幽默，真的是难为这些创作者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届的春晚，我看到的最好的小品就是刘谦演的。你说，从摄影师，导播，女主持，到桌子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演员，之后还要说自己不是托，演的是那么的真诚。这是央视的强项。这一届最佳小品应该给这个节目。

以前我最喜欢看小品，但是网络提升了我的笑点。当我发现全中国最著名的笑星们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帖子搞笑的时候，我将视角拓展到了以往我最讨厌的舞蹈。这届的春晚我喜欢上了舞蹈，一来舞蹈是最难被强加意识形态的一种艺术，但最主要的是大陆的舞蹈演员不光敢想，而且真的敢穿。但是我建议以后的电视节目在需要宣扬某种东西的时候不要使用儿童演员，他们什么都不懂，本是最可爱的一群人，但在舞台上一个个笑的那么夸张和狰狞，我实在是不忍看到。

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亚克西》的登场，虽然已经做好的心理准备，但在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爷爷奶奶都被触动了，他们恍惚以为自己穿越回了用粮票的年代。他们看亚克西好比我们看小虎队，都是时光倒退二十年。

其实早在一九九九年的时候，《亚克西》已经上过了春晚，当时的歌词是这样的

伊犁河水翻波浪

灌溉着牧场和农庄

绿树成行公路织成网啊

葡萄满架瓜果香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啊

咱们的家乡亚克西

 

到了2009年的今天，领导喜欢重口味，歌词变成了这样

 

农民们一辈子种田地

上缴税费也合理

如今取消了农业税啊

阳光照在了心头里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啊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以男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是进步，因为十年之前，他们还穿着内衣，十年之后，他们彻底赤裸裸了。但是新疆的姑娘们真的好漂亮，希望你们能一起进步。

 

看完了春晚，我高高兴兴的回家睡觉了。一上回程的高速公路，又是南通方向和宁波方向。我沉浸在亚克西给我的冲击中不能自拔，一时又迷糊了。从位置上来看，我要去的是北边，但是在记忆中，我却应该要上南通方向的匝道，真的好健脑，党的政策亚克西。

 

群众的文化生活是丰富的，今天我又去看了电影。朋友说，我们买一张联票吧，可以两部电影连看。我说还是不要了，以正常人的体质，国产贺岁商业片，一人一天只能承受一部。如果你连看了《刺陵》《三枪》和《苏乞儿》，那你就活不到明年的春晚了。咱们还是一部一看吧。于是，我买了电影票，欢天喜地的进了电影院。多么快乐的一天。

（转自凤凰论坛）

近年关，人们除了关心农民工返乡，物价的浮动，大雪的封山。恐怕最关心的就是国人孜孜不倦的春晚了，这道精神大餐就像东北人过年必须吃饺子一样——必须的。

可是这个必须之后，你见过南方人吃饺子过年吗？

春晚历史悠久，其影响力当然是必须的，历届的春晚有好也有坏，出过精品也暴过垃圾，捧红过明星，也毙掉无数能人。

可是有一个现象我想人们也应该发现，春晚的舞台上，说的演的唱的几乎全是北方的人和事，偶尔有几个南方人上春晚，也被“郭达”前辈说“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于是春晚上你看见的就只是长江以北的文化，意思就是说如果长江以南的人如果想上春晚的话，就得先把舌头捋直了说北方话。也就间接的说，南方人说话就该像北方人学的那样“雷好拉拉，对母鸡拉拉”。

可笑的是这样的具有地方讽刺小品也会上得春晚，岂不知道现在的广东人普通话水平在什么高度上，如果你真正的接触过广东家庭，如果他不说他是广东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满口正宗普通话的人，会是北方人所讽刺的“把舌头捋直了说话”的南方人。

当然还有北方人在春晚所说的，年三十必须吃饺子的规矩。于是每年春晚你都会看见主持不厌其烦的说：过年吃饺子，饺子啊，这个饺子的意义。。。。。。。

还是那句话，你看见过南方人有吃饺子过年三十的吗？你看见过南方人有吃腊八粥过年的吗？可想而知南方人过年吃汤圆，吃年糕等等，但是就是不见得有多少人吃饺子。那么春晚上只只吃饺子的现象是代表中国人过年的文化，还是只代表北方人的过年文化？

当然说到春晚，就不得不提到本山大叔。这位本土的喜剧之王，就像陈佩斯小品说的“几千年才出我这个一个”的牛人，几乎占去了春晚小品的全部风头，每年元宵节的颁奖晚会上都会看见拿小品一等奖的必须的本山大叔。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拿这个奖是个南方小品会不会有人说春晚投票做假？

当然本山大叔有拿第一的实力以及人气，于是本山大叔才大可肆无忌惮的在春晚的舞台上推荐他的东北二人转，帮网站打广告。于是我心里有这么一句潜台词：

你让不让，你不让我就不上。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的国家，各个地方的风俗语言都不相同，虽然我们供奉的都是儒家文化。但是这地域上的分歧和语言上的沟壑还是难以逾越的，推广普通话固然重要。但是推广的只是北方普通话，那南方的舌头永远都不会捋直的。

而作为春晚这个一个全球华人的大舞台，我们看到的只是北方人的游乐场。

我想这不是南方人的悲哀。

而是CCTV你OUT了。

以下是2008年春晚各地区的收视率表：

辽宁 88.9 
吉林 87.7 
黑龙江 85.3 
北京 73.2 
河北 70.2 
天津 68.8 
山西 68.6 
山东 68.4 
宁夏 67.7 
甘肃 64.2 
内蒙古 63.8 
陕西 61.5 
河南 59.2 
安徽 24.8 
湖北 19.3 
江西 18.7 
江苏 18.6 
贵州 18.4 
上海 17.4 
四川 16.5 
云南 14.7 
湖南 14.1 
浙江 13.9 
福建 12.2 
广东 5.3 
广西 2.6 
海南 1.3

—————————————-

肯定会有北方朋友站出来，说南方怎么又开始排外了，怎么这么不尊重华夏传统。

但是，北方的朋友是否又尊重南方的传统和文化呢？华夏传统就只有北方没有南方吗？

殊不知，就是华夏名族最早的朝代“夏朝”，这个朝代名也是被后人杜撰出来的，本名不是“夏”，谈什么尊重华夏传统？

余世维眼中2015年的中日战争
　　。。。。。我在中国大陆又读到一道学生历史考试题：甲午战争是公元哪一年爆发？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完全是死记硬背题目）
　　我后来到了日本大阪，才知道他们考这道题目不是这样考的，而是下面的论述题：
　　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仗——“日清战争”，他们叫“日清”，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做“八年抗战”。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请分析之。
　　两个国家的每个学生都努力作答案。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偿二万万银两，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895年订马关条约，那又怎么样，反正都赔了嘛！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可能还会打！怎么办？所以人家就分析了，日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回到中国。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这样，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日本的石油从波斯湾运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这条在日本叫做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日本的油轮一定要从那里经过，日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海军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
什么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谁都没有责任？），我们应该改成“国家兴亡、我的责任”！我们把问题上纲到国家，看看国家在想什么？我们来看一个概念，日本一直在不停的部署，就是随时准备做好跟中国打仗的准备。所以日本全国都基于这种共识，不光日本国防部有这个想法，而是整个日本全国都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讲四个道理你听听看，他们是否真的全国皆兵，全民皆兵？
　　第一个例子，中国大陆一个河北的石家庄，一个山西的太原和大同是产煤的地方，你认为最大的买主是谁？是日本！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是不烧煤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日本大量的向中国采购煤炭呢？其实二、三十年来日本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回去以后在日本的下关下船，然后统统用水泥把他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然后沉在日本内部的内海的海底。听说现在已经沉下去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跟中国打仗的时候要用的。公元2015年至2020年，中国跟日本可能开战。这时候中国的核潜艇可能封锁他的太平洋，中国如果那时有航空母舰，可能出动在日本海，日本主力舰如果跟中国战舰作战，就把这个煤炭挖起来烧。所以，现在就开始在采购了。所以，中国一船一船的煤运向日本去，统统沉在他的海底，我们却不知道他心中有什么想法？
　　第二件事情，从人造卫星看下去，整个日本是条绿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树一棵都不砍。在日本砍任何一棵树，都要经过日本政府的许可，因为他们把森林看成重要的资源。可是全日本都用筷子，那怎么办？就将中国东北、黑龙江大兴安岭的木材统统向日本出口，从乌苏里江送下去，在海参崴装船了以后，向日本外销。所以日本人买的全部是我们东北的木头，买回去以后全部削成筷子，给一亿一千万人口使用。当他们吃完以后，没有一根筷子是丢掉的，全部收起来，再给它磨成纸浆，卖给中国的《人民日报》印报纸。所以《人民日报》印报纸的纸浆全部是自己的木头，不过是在日本人的嘴巴上面转了一圈。
　　第三是中国的稀土金属，出口最大的是日本，中国稀土金属企业的老总沾沾自喜于“廉价出卖国家资源出口创汇多少？”，却不知道日本人将这些稀土原料加工成一种粉末，涂在“等离子彩电”屏幕上，以昂贵的高价格卖给中国人，中国人的家庭买了还向邻居客人炫耀！日本要压制中国稀土企业降低价格，不降就停止进口，中国企业就要破产倒闭发不出工资，于是争相降价，相互杀价只为了讨好日本，而中国国务院稀土办公室昏聩的高官没有任何应对的商业战略。前段施加日本垄断提高铁矿石价格压制中国钢铁企业也是这样的战略，中国没办法！
　　第四件事情是在中国的云南山区一所破烂小学的课桌却写着“日本政府捐赠”的字样，我不禁为“日本鬼子从中国孩子幼小心灵开始公关腐蚀而我们的高官却贪污腐败不愿意投资教育”而感到悲哀！
这四个故事，给你一个什么启示？一个国家要有危机感，就要像这样子，全日本都有这种危机感。每一根筷子都不丢，知道那个是纸浆的原料，每根筷子来自中国的木头，知道自己的树是不能砍的。所以这个道理在他们那里讲是一个国民意识，就是全民动员积极备战！日本的海军一直在刺探中国的情报，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海军的总人数，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位，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了，仅次于美国，他还叫做海上自卫队。其实只差航空母舰和主力舰没有做，其实是个标准的海军，他却只是称他为自卫队；但是做军人总要有磨练的机会吧？有机会总要打打仗吧！所以他一找到机会，就总是要操兵一下，练一下。
　　中国跟日本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干了场甲午战争，我们输了；20世纪又打了8年抗战，我们又输了；要不是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我真不晓得、真难想像，那次中国是否要亡国了？我到日本去的时候，你猜他们讲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是一头野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枪弹”，那十几拳就是中国，那两颗枪弹，讲的就是美国原子弹，这句话全日本都在讲：“我们是一头野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枪弹”。这个是他们永远记住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其实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美国那个家伙，喜欢当老大，没有事就过来问：“你看谁是大哥？”“那当然是你了，老大。他就说：“说得也是！他就走了，你就不要管他了。他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倒是那个小日本就不同了，一碰到的时候就说：“日中友好！一边握手，一边在那里磨刀，没有事就搞你一下。所以我想到躺在旁边那个日本，我晚上都睡不着觉；而那个美国，坦白讲，我真的无所谓。
　　以我对这两个民族的了解，因为与这两个民族交往了20几年，不是读书就是就业，不是出差就是在那开会，所以，我到现在还有一大堆的美国和日本朋友，我对这两个民族的看法始终是耿耿于怀。所以，我始终认为日本这个国家，迟早要跟中国再干一仗的，因为他们天生下来就是缺少资源。为了活下去非打不可。
　　小日本的历史要么是“在那儿侵略”，要么是“在那儿磨刀准备侵略）。。。。。。
　　全世界150年来，能打三大国的就只有日本，今天的问题不是他敢不敢动中国，问题是有没有这个必要，一旦决定要动手，我相信日本现在就开始做好了准备。
　　你不要忘了所有的亚洲人或黄种人，唯一能造航空母舰的只有日本人。而且半个世纪以前就跟美国打过，这个国家跟我们动起手来，它不会特别的害怕，因为了不起中国跟美国一样，更何况中国不见得超过美国。它连那个世界的帝国美国也干过，连那个大清帝国也干过，俄罗斯也打过，你认为它会怕打吗？今天它活得还可以，暂时还没有事情；一旦哪天它活不下去了，就要打仗，我教《经济学》我是很清楚的，《经济学》读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你猜写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写的是：如果这整本书上的方法都试过了没有效果，就只剩下一个方法：战争！
　　《经济学》上最后一节写的是这句话，所以一个国家一旦活不下去，就要进行战争，日本的经济已经连续衰退14年了，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幸灾乐祸的好消息，但对我来讲，却非常地忧愁，这表示，日本准备要作战了，因为快要活不下去了！
　　中国完全统一后。2018年中国解放军收回台湾海峡为中国的内海，2019年中国政府封锁台湾海峡基隆和高雄，于是世界各国的油轮必须统统靠右，要走台湾海峡过去的，要经过共和国政府同意。2020年日本油轮进台湾海峡，驱逐舰护航。。。。。。
　　解放军说：“靠右！
　　日本说：“这条线我们走100年了！ 
解放军说：“少罗嗦，靠右！ 
日本说：“我就想过去！
　　“轰！——2020年，日本跟中国开火了，他们现在就作好了战争的准备，所以日本的树一棵也不砍，每天从中国进口大兴安岭的木头。中国真的不知道？。。。。。。
日本这个国家根本不烧煤，中国的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和大同，每年大量的煤外销日本，我们真的不知道？
在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公路，中间有10公里，非常的宽、非常的平、那个地基非常的好，那个叫“战备跑道”，（中国）真的不知道那个是起降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地方？。所有日本的一切都按武器的规格统统做好，同盟国当初规定日本不准造武器，可是参观参观日本吧，它的石油管跟武器中大炮的炮管是一个口径，它的瓦斯管跟迫击炮是同一个口径，它的自来水管跟步枪是同一个口径。一旦打起仗来，它们就可以立即投入，这个事情，他们统统做好了准备。连时间都推算好了，2020年跟中国开火！所以去年秋天，解放军的海军跟日本的海军在钓鱼岛附近非常紧张，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最近北朝鲜有事情，日本马上跟美国联手对付北朝鲜，压制中国，对北朝鲜实施压力。这个事情，你真的不知道？日本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们说：“打过，中国、俄国跟美国都打过的；再打一次就叫威胁，我重新威胁你了！怎么着？”
　　如果下次我们再碰到那个日本要小心了，再打他的时候要记住了，这次要打掉灭亡了它，可不能放过它。上次我们留下他的天皇，保持日本的国土，使日本二次大战以后，重新站起来。当初斯大林有过建议的，说俄国拿北海道，中国拿关东，美国拿本州，英国法国拿九州和四国，东京五国共同占领，结果我们放过了他，蒋介石主张以德报怨，我们留下了日本，没想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又重新站起来，而且是个强大的国家，所以孟子讲得对：“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说的是“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敌人，这个国家就会走向衰败”。
　　所以危险的俄罗斯，凶悍的日本，恐怖的印度，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中国如果敢丢原子弹，按照日美条约，美国要提供日本核子武器的。这个事情可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最厉害的本事是甩原子弹，其实日本不怕中国甩原子弹的，真的要甩，大家一起甩，美国日本全都想过这个后果，最坏最坏的结果都想过了。日本肯定是要和中国打的，不可能不打，你认为中国准备好了吗？

关于朝鲜的二三事

在国际政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对于朝鲜，我们不应该仅仅将目光放在五十年前的抗美援朝上，把感情仅仅投放在对朝鲜人民的同情上，我们必须站在我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理性看待中朝关系，但是由于我国的宣传机制，我们大家对朝鲜、对中朝关系却恰恰停留在那个层面上，这篇文章中，我倾向性的将一些我所知道的，中朝之间的矛盾和有关朝鲜的负面消息，可能有助于大家建立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关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我们出于宣传的目的，都声称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但实际上，发动战争的是金日成，这一点实际上在我国政府内部，一直是很清楚的。

二战结束，以38度纬线为界，苏联和美国分别在朝鲜半岛接受日本投降。从而，朝鲜半岛以38度纬线为界，形成由苏联支持的金日成政权和由美国扶植的李承晚政权。

金日成极欲统一朝鲜，中国则因内战并未全部结束，明确表达反对意见。金日成则与斯大林秘密商讨，仅仅在开战前一个多月，礼节性的告诉了中共高层。1950年6月底，金日成发动突然袭击，进攻李承晚领导的南方。

金日成并无军事头脑，仅仅是由于李承晚的政府万全不堪一击，才获得胜利。在顺利拿下汉城（现在称“首尔”）之后，马上发请柬，邀苏联、中国等国代表参加庆功宴，被斯大林制止。从这一点上看，纯粹是李自成。

金日成将全部兵力投放到对李承晚政权的进攻中，这令中共高层十分担心美军在其后方登陆，并告知金日成美军可能登陆的两个地点和具体时间（其中之一就是仁川，时间预测也无偏差），金日成被胜利冲昏头脑，不以为然。

于是，美军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一溃千里，中国被迫派志愿军入朝参战，付出数十万人的牺牲。。。

（有关内容，可以参考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著作《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

二、朝鲜战争之后

1、要求中国尽快撤军

金日成虽然没有统一朝鲜，但是却在朝鲜战争中树立了权威，战争一结束，在朝鲜半岛还未完全平静之时，立刻要求中国志愿军撤军。中国并不富裕，在国外驻军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但是在短短四年间将数十万志愿军尽数撤回，甚至顾问都没有留，则是对付出巨大牺牲保全金日成政权的志愿军的不敬，是金日成出于对中国在朝鲜发挥影响力的担心。

2、在朝鲜劳动党内清洗亲华领导人

朝鲜劳动党高层，有很多人在抗战期间，同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抗击日寇，这些人与中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在志愿军撤离之后，金日成立刻对这些人进行清洗，最迟至1958年，延安派全部被清洗，大多数被枪毙，少数人逃忘中国，在中央文史馆了其余生。 （这些资料百度上有）

3、否认志愿军在抗击美帝中的作用，烈士陵园未得到妥善看护。

出于造神运动的需要，朝鲜对内宣传中极力回避甚至否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击美帝中的作用，而将之归于伟大的金日成的英明领导，而志愿军陵园是志愿军在战争中的重大牺牲的表现，对其政治宣传极为不利，朝鲜政府从来没有认真看护，甚至有故意毁损的事情。

三、改革开放之后

1、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决定实行开始改革开放，朝鲜追随苏联对中国的压制，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对中国的这种宣传一直是朝鲜对其民众宣传的主流，至今仍如此。

2、2000年奥运会

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的投票于1992年进行，北京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一票之差败于悉尼，朝鲜在那轮关键的投票中，投给了北京的对手悉尼。

（当然这件事情另有隐情，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出于对中国的报复，朝鲜投票支持了北京的对手。）

3、新义州特区

朝鲜的经济体制最终导致其整体经济形式恶劣，不得不效仿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其试点地区为靠近中国的新义州，并全球招聘特区首长。

中国在九十年代末开始重新推动东北老工业区的发展，新义州紧邻中国东北，对中国重新发展老工业基地而言十分不利，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在紧邻韩国的地区设立特区，从而可以吸收同一民族文化背景的韩国的投资，但是很明显朝鲜出于政治考虑，一意孤行在新义州设立特区，并聘用荷兰籍中国人杨斌为特首。

结果，杨斌在上任前几天，被中国警方以涉及银行贷款欺诈为由拘捕。

四、金正日的统治和人民的生活

不好直接评价金正日的统治，只想说金正日是金日成的儿子。

而朝鲜人民呢？朝鲜真可谓民不聊生，金正日一直采取“先军”政策，即以军事为优先的国家政策，全国的主要收入用于军事投入，国内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没有，导致农业产量严重缺乏，民众饿死的事情及其严重。于是自然，偷渡中国就成了某些朝鲜民众不得已的求生手段，他们大多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据保守估计这些人不下10万。这些人给中国带来不小麻烦。

偷渡到中国的人我国一直坚称是“非法越境者”，不认为是难民，因为一旦认为是难民，则等于是否认金正日政权的合法性。而对于“非法越境者”，依照法律的处理方法是遣返，但是，金正日政权对这些被遣返的偷渡者处以严厉的惩罚——处死，我有同学在延吉，曾亲眼看见那些被遣返的人，在鸭绿江的对岸，被铁丝拴着，一个一个被刺刀捅死。

这种处罚方式，使得中国十分尴尬，遣返这些人等于宣判这些人死刑，并被国际社会广为批评。而不遣返，在作了“非法入境者”的法律界定之后，则又不合法。前几年出现好几次的朝鲜人闯关事件，是给中国带来的最严重的麻烦。

民众在死亡线上生存，可是朝鲜却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奢侈品，法国名酒、意大利名车、苏联的宝石和皮毛制品。。。。。。这些都是为少数上层人物，特别是为金正日家族供应的。去年金正日老婆死了，从法国进口了数十万欧元的棺材。

为了制裁金正日，而避免对朝鲜人民的伤害，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主要是禁止对朝鲜的奢侈品的出口。

不写了，希望能大家一个新的视角，看待中朝关系。

杨奎松：贫富差距并非改革开放造成的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杨奎松，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生，重庆市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１９４３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１８０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１０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１９４９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２８．３３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２７个级别缩小为２５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１９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４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１０等２４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２１倍以上。

　　１９５２年７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２９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２５．８８∶１。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到１９５５年８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３０个级别，最高一级５６０元，最低一级仅１８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１６％后达到６４９．６元，最低工资仅为２０．８８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３１．１１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１３级以上干部，除行政１级外，平均增幅达１４．３５％，而１４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２．２６％。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０．２３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９５．６７元，相差几近４１６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１８元提高至２０元，１－１３级干部最小增幅为０，最大增幅为１２．９％，平均增幅６．９％；而１４－３０级干部最小增幅为７．１％，最大增幅为１３％，平均增幅达１０．３６％。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２８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１１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３６．４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３７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１４．５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８－１０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２０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问：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１９８６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http://www.21ccom.net
　　２００３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泽东的不满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问：可是，您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毛泽东对改行工资制造成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严重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了原有的工资差别。如果当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行事，是否还会造成等级制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呢？

http://www.21ccom.net
　　杨奎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１９５０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１９６７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问：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杨奎松：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

　　据２００５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９．１８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２７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５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

　　问：最近日本ＮＨＫ电视台推出２４集《激流中国》的纪录片，第一集就通过对比少数城市富人奢华的生活和众多农民工的贫穷艰辛，反映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按照您的说法，这样的视角显然缺乏历史感。毕竟，当年被户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农民今天可以到城里来打工了，很多农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状况。

http://www.21ccom.net
　　杨奎松：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确实存在着严重不公。但是，第一，这种拉大是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民总体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础上的拉大，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已经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亿下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１４８万，即便加上刚过温饱线的低收入人口３５５０万，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状况正在改善。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于农民是否还很贫穷——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正确的政策导向才能逐渐改变——而在于中国相当多数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过权力化，而他们过多占据的社会资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于回报社会。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据２００６年相关统计数字，２０％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４．６６％，还不到１／２０；２０％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４９．９９％，几乎达到了１／２。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１２．４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门官员的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部门公务人员收入的两到三倍。其监管的对象，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电力公司等，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又比这些监管部门的同级人员高出３－１０倍，年收入均达数十万元。

　　另外像那些国家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职工收入都非常高。仅中国移动，２００４年１１．２万员工就花掉了１３６．７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１２．３６万元。国网公司处级干部年薪３０万－４０万元，司局级５０万－６０万元。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员，除了工资津贴的收入外，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补助，如奖金、房贴以及巨额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中收入分配是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比如２００６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年薪达到３４．４９万元，据报载，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１３０万，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５６１．８８万，一般电力公司老总年薪均在百万以上，他们还照样享受公车等各项按级别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相比较而言，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２．１万元，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６０００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垄断部门及垄断企业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多少社会财富！影响所及，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楼台”，大捞其好处，贪腐问题怎么会不愈演愈烈？

　　问：还是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杨奎松：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http://www.21ccom.net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先解决权利平等问题。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

韩寒昨天写的文章《你是小明吗》已被删除。 

 

最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网络上各大论坛和新闻评论里，五毛党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不赞同把凡是和你持不同意见的人叫五毛党，但是五毛党还是很好认的，因为出卖灵魂的人，尤其是廉价出卖灵魂的人，他们的言语是没有根基的，他们的高潮是没有前戏的。起初发现这个现象，我很疑惑，以为是相关部门加大了投入，但是，看到了一条新闻，原来是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五毛党。中国衡阳党建网网评员管理办法第五章第十七条最新指出，网评员的标准为0.1元一条。可以想见，全国五毛党可能普遍下调了待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感觉突然间多了五倍的五毛党，其实人还是那些，但是他们都在超负荷工作。以前往往发现一个五毛党，大家就可以围观圈养起来，但是现在随着上删下刷，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被五毛党围观的景象。

按照机密文件《五毛构成》里所言，50个写作高手，100个写作好手，500个外围写手构成一个五毛旅。这次涌现的五毛党们，经过我的判断，还是以“外围写手”为主，但是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写作好手”出来试水，至于“写作高手”，应该是在系统内有相应职务的，他们至今出手的还不多。当然，主要原因是过年忙着应酬收礼。

 

近期五毛党的泛滥也是我开通新浪微博的一个原因，一来是因为五毛党对于新兴事物的反应比较迟缓，相信注册和登录QQ对于很多"写作好手"来说已经是极限操作了，另外一方面，微薄没有匿名发言，他们普遍害怕注册。最重要的是，万一他们在微博阵地中表现突出，上头指示要巩固阵地，必须手机绑定时刻引导舆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本来就只有一毛一条了，这下好，发个短信引导一下正好一毛钱，算上手机充电的电费，里外里还要亏损几厘钱。大家不要嘲笑他们，他们一毛钱就能卖身，一千块就能卖肾了，对于他们，几厘钱也是钱。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在最底层，但是和统治阶级有着最高度统一思想的物种。

对于五毛党，我有着不同的见解。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允许五毛党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雇佣别人为自己说话，每个被雇佣者都有权利在任何地方说话。你如果能够把小明打一顿，然后用从小明身上搜刮来的钱雇个人再把小明骂一顿，这也算是你的本事。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为他宣传的机构,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五毛党完全是政府的败笔，我以前以为五毛党的出现是为了引导舆论，现在想来我错了，因为你不会因为看见一堆人围着在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五毛党本是中高层麻痹讨好最高层的产物，但随着五毛党的横行，很多光辉正确的人士只要一开口，明明是免费的，结果全都变成了五毛党，这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本来进酒店开个房间一夜情，完事了出门全世界都说你是鸡，这种打击不言而喻。你一旦设立了五毛党，除了国内外舆论影响不好以外，所有你原本的拥护者都有了五毛党的嫌疑。我为什么很少赞美政府，一来是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是五毛党，二来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三来我已经纳了税，人民纳的税被用于五毛党活动经费，也等于是我间接赞美了政府。

最后我将去挑选一些言论，分辨一下哪个是外围写手写的，哪个是写作好手写的，哪个是爱国青年写的，哪个是无知少女写的，哪个是不高兴写的，哪个是没头脑写的。但是如果我冤枉了你，你是义务的，那么真的没有办法。谁让你的主子认为，和你一样的见解能值一毛钱呢。

中国3G标准：一场失败的爱国实验

三大电信运营商近日纷纷发布2009年12月份的运营数据，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在新增手机用户数上表现良好，特别是在2009年12月份中国联通3G用户数新增数再度超越2G用户数。在这背后，其实是国产TD-SCDMA标准市场化后的现实写照，由此我们得以回头重新审视国产3G标准走过的十年漫漫征程。

TD-SCDMA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一个国家的决策能力、研发能力以及市场环境。也只有作为镜子，才是TD十年存在的唯一意义。多年以后，当我们偶然想起TD，它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死去3G标准，而是一本如何决策、研发；如何提出标准并使之产业化的经典教材。 

TD-SCDMA标准出台内幕： 1998年1月，香山会议如期召开了。这是候选技术提交和中国确定3G候选技术策略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一些基础和观点，其中包括提出TD-SCDMA技术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后来的大唐电信。香山会议的一名参会专家事后回忆：“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对TD-SDMA持怀疑态度。但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拍板：“我支持TD-SCDMA。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至此，“香山会议”为TD-SCDMA一锤定音。

西门子提出的3G标准在欧洲被淘汰后，摇身一变来到中国，成为了中国的“民族”标准：早先，欧洲为了推动统一的WCDMA标准，西门子提出的3G标准TD-CDMA被牺牲掉，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因此，输掉欧洲标准竞争的西门子转而参与到大唐电信主导的中国3G标准制定中，最终成为了TD-SCDMA的最重要国际伙伴。

借奥运推TD-SCDMA网络遭遇失败：   中国呈现给世界的是一张TD-SCDMA的试验网络。这与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官员、媒体、运动员所用的手机都不相容。

66%的TD-SCDMA专利属于诺基亚、爱立信和西门子 ：因为各方都讳莫如深，中外合作的TD-SCDMA上，中国到底具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一直是无法确定的话题。新华社报道称，2002年，电信研究院曾采用让企业自报专利的方式，得出目前唯一关于TD的官方统计数据，报告中称，TD-SCDMA的专利主要分布在诺基亚（32%）、爱立信（23%）、西门子（11%）、大唐（7%）手中。

TD标准先天不足，技术上是伪3G：现在的TD-SCDMA网络其实就是将T D-SCDMA的空中接口技术嫁接在2G的GSM核心网上，它并不是完全的3G，随着欧洲WCDMA和美国CDMA2000在全球的快速推进，电信运营商们对于基于2G核心网的TD-SCDMA根本就提不起兴趣。

TD-SCDMA之梦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当国际社会从2005年就开始转入3G网络应用之时。中国的3G牌照，晚至2008年底才正式发放。香山会议十年后的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在常务会议上同意工信部启动3G牌照发放工作。2009年1月7日，工信部正式宣布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同时发放3G牌照。作为TD-SCDMA标准运营商的中移动，处于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由于上市太晚，像诺基亚这样的国际手机终端制造巨头已经在3G的WCDMA模式下生产多款手机。目前国际流行3G手机没有一款是TD模式的，这直接导致了TD-SDMA的推广乏力。而就在TD尚未全面推广之时，已经有消息传出，中国移动正在力推未来的3.5G和4G标准，TD将与欧洲的LTE技术融合，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而且最快将于2012年推出。也就是说，TD将在2年以后面临升级换代。中国特有的TD标准，在经历10年酝酿之后，或许将很快成为绝响。

———————【我是一根分割线，分割本领强～～】———————

　　就为了某个别人的一句“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我们集体表演了一次新时代的阿Q。中国人不缺乏承认失败的勇气，也不缺乏面对失败的勇气，但是被一群SB带领着每天早上都和失败打个照面然后一起生活一天，这也实在是造化啊。